烟台宝时造钟厂的发展

　　清代中期至晚期，我国苏、粤一带出现了制钟作坊。能工巧匠们模仿西方技术，用手工制出了一批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时钟。然而，随着对外通商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洋钟涌进国内。手工作业无法与西方国家机械化竞争，制钟作坊相继倒闭，民族制钟业雏形随之消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争夺，无暇东顾，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烟台作为最早开放的北方港口商埠，具有创业的天时地利。宝时造钟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一、“宝时”的初创

　　宝时造钟厂的创始人李东山，生于1873年8月，山东威海人。李自幼家贫，未曾读书，15岁时到烟台商家学徒，因勤俭善谋，几年后便积聚起一笔资金。1892年，李东山在烟台开办了德顺兴五金行，主要经营小五金，兼营百货商品。李素有“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的自立恒言，创办事业专视缺门，独资经营。德顺兴五金行经销部分日本“马球”牌座钟及零件，引起他的动意，认为制钟业是我国的空缺，必有利可图，便与唐志成磋商创办造钟厂。唐志成，山东掖县人，略有文墨，从事钟表、汽灯修理，因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所需零件，与李东山结识。俩人一拍即合，决定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另有商号投入少量股金，于1915年7月在烟台朝阳街南首创办了烟台宝时造钟工厂，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
　　宝时造钟厂开业伊始，有工人20多名，各种设备17台，主要是压力机和车床。技术方面则是空白，主要靠唐志成反复拆装日本“马球”牌座钟来掌握技术要领，并仿照日本钟进行试制。为了解决技术难题，李东山多次东渡日本到大阪马球钟厂，以购买设备需要观摩为名套取技术。他一方面在生产现场眼看心记，另一方面想法请日本技师吃饭，借机请教。对于一些日本人不肯传授的关键技术，则以重金贿买。李东山学到的技术，回国后再传给唐志成。经过李、唐二人潜心钻研，反复试制，1918年生产出第一批由外购零件组装的座钟，商标为“宝”字。同年增加了铣床等设备，工人增加到50多人。试制期间，工厂兼制伞梃、汽灯、汽炉和门锁等五金产品，以维持收入。外边的股东见工厂利润甚微，便抽走股金，李东山却矢志不移。
　　1920年，宝时造钟厂以日本“马球”钟为范本，成功仿制了机芯，从而开始了以机械加工自制时钟机芯的历史。除了铜材、铁板、钢丝、发条等原材料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外，钟壳和其他零部件基本可以自己生产。同时，钟厂又开发投产了挂钟。外观款式方面，座式多是参照日本座钟的样式，挂钟多参照欧式。在外观装饰方面，则加入了一些民族民俗艺术的元素，使产品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钟厂投产初期，年产座、挂钟两三千只，在胶东一带销售。几年后，钟厂生产经营逐步成熟，产量逐年提高，便开始进入北方市场。1928年，全国各地出现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宝时造钟厂抓住机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讲究商业信誉，打出“永远保修”的承诺。在每只钟壳后身贴有《保用证书》，印有“请用国货”字样和宣传企业的文字。加上钟厂讲究经营策略，压低售价，不怕亏本，待在市场创出声誉后再提高价格。因此“宝”字钟很快畅销胶东各县，行销华北和东北地区。尤其在东北三省，百姓中祖籍山东者居多，反日情绪更盛，加上“宝”字钟质优价廉，深受东北人民欢迎，因而其市场越来越大，逐渐将“鹿印”、“马球”、“象球”等牌号的日本产时钟挤出东北市场。

二、从“宝时”到“德顺兴”

　　为了吸引资金，扩大规模，1927年7月，宝时造钟厂实行了股份制，组建“烟台宝时造钟股份有限公司”，设股金总份数10万银元，实际到位股金25000银元。经理仍为李东山。
　　1927年3月，从宝时造钟厂分离出的一部分人员另行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造钟无限公司，经理牟经堂，注册资金36000两白银，注册商标“永”字。有宝时钟厂的技术基础，永康公司开业之初便起点较高，主要仿照西欧国家的挂钟、台钟款式进行生产。产品一出厂便一鸣惊人，主要销往南方各大城市及东南亚国家。翌年，永康公司与宝时公司一起参加了由国民政府工商部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宝”字牌钟和“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中亮相。当时全国尚无第二座城市拥有制钟企业，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出与洋钟相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烟台宝时、永康两钟厂的评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每遇国货展览会时，均获佳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资鼓励。”有关报刊报道：“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今越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宝时、永康两厂，每年出货均达3万余架。”
　　1931年，为了逃避按户头摊捐纳税，宝时造钟公司与德顺兴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工厂。此时钟厂职工最多时超过500余人，年产座挂钟55000多只。当年，德顺兴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会上，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第一家”。同年，烟台第三家钟厂——盛利造钟工厂开业，经理李汉臣，注册商标“盛”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德顺兴的产品主要销售市场遭到封锁，致使产品滞销，积压5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阻，企业经营困难。为摆脱困境，工厂一方面积极开拓南方市场寻求新的销路，一方面解雇了部分职工以减轻负担。由于加强推销和广告宣传，南方市场逐步开通，“宝”字钟在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颇为畅销。在国内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国外进步华侨的爱国热情也日益高涨，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如新加坡华侨开办的华兴公司，自愿承担包销“宝”字时钟，向南洋群岛等地发售，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划款，每年出口的时钟1万多只，销到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国家。1933年，德顺兴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分销处和经理部，产品销路不断扩大，当年产量恢复到年产45000余只。这时，企业共有职工350人，有各类设备110台，其中包括动力设备、生产作业机器、铣床、车床、钻床、铜钉机、直条机、压力机、滚铜机、电动机锯、电动刨床等。
　　1932年，永业造钟厂开业，注册商标“业”字，经理赵智信。1933年，慈业造钟厂开业，注册商标“慈”字，经理王树慈。至此，烟台的制钟业群体已形成。
　　1934年是德顺兴造钟厂的鼎盛时期。工厂拥有职工500多人，厂区占地面积43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年用黄铜板45吨，钟发条9万条，黄铜棒约13吨，钢条220公斤，铁条750公斤，木材330立方米，漆片820公斤。年产座挂钟45000只，单价5.5元，产值近25万元，利润10余万元。自1934年至1935年间，德顺兴造钟厂先后在朝阳街南部投资兴建了新厂房楼和“金城”电影院。1936年，钟厂技术人员又试制并投产了单铃、双铃闹钟和十四天机械摆钟。这两种产品在当时均属全国首创。
　　宝时—德顺兴的兴盛已成为当时实业界的关注热点。1931年10月，由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编印的《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宝时造钟厂“设于烟台朝阳街源森巷，民国四年七月成立，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注册，以造时钟为业，资本二万五千银元，公司性质：经理李东山，股东李西川、李五卿等；职员七名，月薪最高者五十元，最低者五元；工人一百四十八名，每人每月工资最高者三十元，最低者二元。该厂所用原料为铜片、铜条、钢条、钢丝、钢弦、木料、油漆等类，购置本国及德国、瑞士等处，每年所需原料约值洋五万九千八百元。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
　　1933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一书第三章中记述时钟制造业时写道：“……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该厂于民四开办，资本十万元，男工童工近五百人，年产座钟十万只。每只值价七八元。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乐用。近年后起者，有永康、永业等厂。然年来国货工业之风起云涌，而制钟厂无闻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材之难。时钟虽较大于表，然内部机件之轻重厚薄，大小配置，一黍之差，便难合辙，非可操切从事者也。”
　　1934年12月由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八编中记述造钟业时写道：“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国四年成立，宝时钟厂于民国二十年更名德顺兴，惟出品商标，仍沿用宝时两字。”
　　193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从抗战前线察哈尔归来途经烟台时，特意参观德顺兴造钟厂和永康造钟公司。当他看到一台台精美的时钟出自同胞之手，爱国激情油然而生，即兴赋诗：“无论钟，无论表，大家都说外国物件好。到烟台看钟表，装置既辉煌，机件又灵巧，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30年代德顺兴造钟厂生产时钟附有的文字，也可见该厂端倪：“本厂经理李东山，抱实业救国、挽回利权之素志，以时钟一项漏卮极巨，乃潜心研究，历尽艰苦，始告成功，民国四年创设制钟工厂于烟台朝阳街之东巷，专制新式坐钟、挂钟，准走八日时辰，确切机件装璜无不精美绝伦，出品从贡献社会以来，将及廿载，蒙爱国诸公极力提倡，行销遍及全国及南洋等处，为中国制造时钟之先导者，首开国产时钟之纪元，迭向京省各市展览会展览，得到若许之奖章奖凭，其评语有‘完全国货北洋造钟创始第一家’等语。敝厂感谢之余，奋勉有加，对于制品精益求精，以期抵尽舶来，对于定价取乎低廉，以答爱护国货者之热诚，如蒙光顾，请认明宝字商标不致有误。山东烟台德顺兴造钟工厂谨启。”

三、“德顺兴”的衰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经济衰败，交通封锁，销路堵塞，加上日货倾销，民族工业凋零，德顺兴造钟厂与全国民族工业的遭遇一样，只能减产停产直至歇业，工人全部遣散回家。1939年钟厂重新开业，回厂工人仅有120多人，又因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工厂失掉了原料来源，产品产量迅速下降，为了勉存苟活，只得把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左右支绌地维持开工。再后来，工厂靠只卖不买来维持生存。
　　日军占领烟台后，日伪政权随即控制该市经济。德顺兴作为赢利大户，早被日本人视为肥肉。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企图插腿后掠为已有，被李东山婉言拒绝。后来伪商会要给李一个席位，引诱其入伙，也被谢辞。日伪政权恼羞成怒，于1939年以李东山曾开过花炮厂，搞硝磺是为了资助八路军抗日的罪名将其子李殿章抓进宪兵队，羁押数月，托人花钱贿赂宪兵队才获释。被迫无奈，李东山只得与日本人合作开办一家华兴商行，实际日方并未出资，不过是日本人敲诈勒索的一个渠道。在这种环境下，工厂经营每况愈下，股东对企业失去信心。1944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股东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头析分。其后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办理，因无现金，股东只能分到产品。李东山心灰意冷，无心再经营工厂，便与唐志成一起退居为顾问。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典章担任，厂长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而这时钟厂职工不足百人，年产时钟五六千只。
　　1945年8月14日，日军投降，烟台市由共产党接管。李典章、唐志成、唐绍祥等人离开烟台去上海创建了时民钟厂，工厂由主会计姜国璋主持。李东山原籍的部分农民和工厂少数工人，准备依照农村土改分田地的办法分掉德顺兴造钟厂的设备财产，中共烟台市委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阻止了分厂，把德顺兴保存下来，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复生产。李东山为感激人民政府，对主持工厂的姜国璋交待：凡人民政府需要工厂办的事尽管办理，不必找他商议。这期间，钟厂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1946年7月24日，李东山在烟台逝世，享年73岁。李去世后，人民政府进行工商登记时，将姜国璋注名为经理。为了扶持钟厂恢复生产，中共烟台市委派区委书记到工厂协助领导工作。政府还向工厂贷款，每次两三千元，货销即还，还后再贷，使钟厂起死回生。1947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烟台。撤出烟台的市总工会领导秘密嘱托姜国璋，一定要把工厂和工人维护好。因此当李典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拟把设备卖掉时，姜国璋耐心做了有关人的工作，阻拦了卖厂行为，保全了钟厂。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时，钟厂已不是百人，年产几千只，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四、烟台制钟技术的传播

　　宝时—德顺兴为烟台的制钟业培养了技术力量，也为全国各地制钟业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烟台制钟业的技术骨干先后到天津、青岛、沈阳、丹东、上海、北京等地，把成熟的制钟技术带到了全国各地。1932年，德顺兴造钟厂鲁宣民、孙文庚等10多名技工在天津开办了北洋造钟厂；1934年，德顺兴造钟厂的刘玉秀、陈书祥在青岛开办了时辰造钟厂；1935年，德顺兴造钟厂技术工人赵传尧、徐宝任先后离职去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1943年，赵传尧又去上海与丛顺滋、李志海等人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4年，徐宝任去北京与徐华梅开办了长城造钟厂；1945年，德顺兴造钟厂的李典章和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1946年，德顺兴造钟厂的职员陈玉武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