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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会与祭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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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01 15:32:25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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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之重大变局，但革命后所引起的混乱也是空前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与人民生活的恶化，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帝制时代，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孔教”的大旗又被一些封建遗老重新祭起，以作为救世的良方。于是，孔教会应运而生。1912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教会在上海的山东会馆成立。孔教会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欣然为之作会序，称：“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拘彼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未由已。”（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0页）孔教会简章宣称，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可入会。章程规定，孔教会在国内各县市设支分会。规定每年开全国大会一次，同时每月朔望各开常会一次。会务方面，分讲习、推行两部。讲习部分经学、理学、政学与文学四类；推行部分敷教、养正、执礼、济众四类，其功能分别是讲道化民、拜圣谈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从其宗旨看，孔教会明确把孔教当作救治社会、普渡众生的圭臬。
孔教会成立后，千方百计发展组织，扩大影响，至1914年初，孔教会已有支会联合部、支会、分会140余个，遍及除西部数省以外的绝大部分省区和港澳地区，以及纽约、东京、等地。在积极宣传、扩大影响的同时，孔教会对孔教礼仪也很重视。一方面，极力恢复原有的祭孔、孔诞日庆祝等活动；另一方面，则仿照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增加了阕里大会、来复日礼拜讲经等新的内容。1913年3月17日，孔教会在上海举行丁祭，总支会全体成员恭谒圣庙，行三跪九叩礼。同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令”，1914年袁世凯又发布“规复祭孔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规定春秋两丁祀孔，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1915年2月，袁世凯又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一时尊孔之风大盛。定孔教为国教是孔教会的多年梦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就曾上书光绪皇帝请立孔教为国教。1913年8月15日，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各地尊孔组织及各界人士纷纷上书，以为声援。但是宪法委员会经过反复争论，“定国教”的议案终被否决。1916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康有为、陈焕章再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并组织参众两院中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100多名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大力活动。1917年初，孔教会又联合各省的尊孔组织，在上海成立“各省尊孔联合会”，推孔令贻、康有为为名誉会长，作为争定国教的团体，大造声势，但是，定孔教为国教始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同时，社会上对于定国教的批评之声也日益增多。由于孔教会积极参与了民初的两次复辟，使得它的名声愈益受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孔教会虽然仍在各地存在，但已经蛰伏到社会的角落。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反动的南京政府。一时间，孔教会会员及支持孔教的各界人士又看到了希望，开始紧张活动。1927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此讯一传，孔教支持者愤愤不休，其中不乏军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偕副师长及部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取消大学院之通电，恢复祀孔，以顺舆情。四川省东川道儒教分会、中华总商会等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政府反对废止祀孔。1928年12月16日，孔教总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饬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以正人心，以存国脉，声称：“窃民国废止读经以来，国人醉心欧美文化，视国学如敝屣，人心陷溺，邪说横行，暴戾恣睢，灭性绝伦，几如狂澜之不可挽，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故我先总理有鉴于此，特提倡光大吾民族固有文化，固有道德，以图自就，而于礼运一篇，尤所心悦诚服。奈国人不明此旨，反于总理所崇拜之孔子大肆诋毁，其所诋毁孔子者，由不读经故耳，不知孔子集三统通一，乃春秋革命家，其学术为东方文化之重心。孔子由小康进达大同，总理由三民主义而达世界大同，始虽殊，途终归一。致近年来，西人专心研究中华文化，而以吾国人不研究为怪事，长此以往，将来中华固有文明势必反求之于外人矣，岂不大可惧哉。在工业落后之国家，固宜注重科学为物质上之建设，而于精神文化亦宜并重，不能有所偏枯（怙），所谓明庶物察人伦者是也。国府前令，孔子诞日祀孔时演讲孔子言行，若国人皆不读经，其将何以演讲，是直与违背前令无异。当此训政开始时期，亟应恢弘固有道德，固有文化，以贯彻总理革命之精神，以济科学物质文化之穷极，庶上古峻德时雍之盛，将复见于近日矣。特呈请令饬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一节，应毋庸议。”从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总会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这封函电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陈焕章等人认为民国以来的社会动乱、人心不古、民生凋敝是由于民国废止读经所造成的；2.他们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孔子的儒家道德混为一谈。
其实，孔教会陈焕章等人的思想与蒋介石的观点不谋而合。蒋介石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粹派，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再加上出生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对儒学充满崇拜之情。他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传统的道德理念深深地根植于蒋介石的内心深处，一有机会便会释放出来。他追随孙中山以后，也一直不忘。他也认为三民主义就是孔子大同思想的发扬，但是他这一误解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他不敢和孙中山争论，只好把自己的真实观点藏得更深。孙中山死后不久，戴季陶率先从理论上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的思想彻底儒化，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蒋介石当时很高兴，也开始兜售他的药方。1925年底，他曾公开宣传“革命之道”就是“大学之道”的观点。在给《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时，他这样写道：“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页］直到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对戴季陶发出“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后，蒋介石迫于这种形势才不敢再宣传这种观点。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只注意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蒋介石的这个序言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流传并未引起注意。此后蒋介石在言论上变得激进和革命起来，特别是在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上，与戴季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然成了实际上的政府领袖，但是他的地位还不稳固。因此，对于孔教会的请求还不敢公开表示同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29年1月25日，教育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事关孔教总会的函中说，“恢复固有道德，以达世界大同，未容混为一谈”，“所有该会‘请令饬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一节，应毋庸议”。但是，蒋介石对孔教会的主张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对孔教会进行了一番奖谕，称“该会引用总理恢复故有道德，达求世界大同之说，具见留心党义”。此后的几年间，孔教会虽然不间断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尊崇孔教的建议，但都无太大的进展。
1934年，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牢固，对共产党苏区的“围剿”也胜利在望。在对苏区的“围剿”过程中，对于百姓的反抗，他不从国民政府的自身找原因，而认为是由于民国以来儒家思想受到打击，以至于使人们失去信仰，从而被共产主义乘虚而入，结果使得百姓的仁爱之心、羞耻之心被蒙蔽，因而起来作乱。同时他也把“九一八”以来的社会危机归结为传统思想的丧失。为了配合军事“围剿”以及解决社会危机的需要，蒋介石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文化建设运动，他开始把他的儒家传统道德的大旗又高高地挥舞了起来。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会上，他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他在会上论述了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就是要在礼仪廉耻的统率下，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要有知识与道德，要恢复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道德。大会宣布新生活的口号和准则是“守规矩、尚清洁、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大会当场还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熊式辉任主任干事，阎宝航任书记。宋美龄后来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并规定，各地各级“新促会”由各最高行政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会长、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运动开始了。
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如果说蒋介石说得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国民党当局说得就很直截了当了：一是要让“礼仪廉耻”反乎粗鲁、野蛮、卑陋行为，使国民生活艺术化。二是要让“礼仪廉耻”反乎争盗窃乞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三是要让“礼仪廉耻”反乎乱邪行为，求国民生活军事化。
虽然新生活运动使得人民生活有了一点现代化意识，也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国际形象，获得了西方国家较多的支持。但是由于新生活运动充满了对人民的污蔑，因而找不准运动的方向，以及脱离当时中国的国情，再加之具体推动者不得力等原因，新生活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在进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也在积极开展恢复祀孔的活动，他与戴传贤、汪兆铭、叶楚伧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提议”，经决议获得通过。1934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纪念办法，规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发了《孔子纪念歌》明令，在该令中称：“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一段，最合人类社会思想，其伟大纪念含义，实为三民主义之基础，若采为孔子纪念歌，似属佳制天成。该段文字经于委员右任提议采用，定为‘天下为公’歌，由国立音乐专门学校制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页）
在国民党的推动下，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活动。1934年10月5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孔诞纪念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祀典。这一天真可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热闹的一天，整个中华民国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而全国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了。这天，曲阜全城焕然一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达官贵人。对于孔府来说，这个纪念日更是非比寻常，这意味着他们的祖先又受到了最高当局的重视，他们也可以重新获得无上的荣光。是日一大早，祭孔的主要场地孔庙，已经布置好了所需用具。孔庙东门交叉挂着青天白日国旗，门内为来宾登记处。庙内古柏参天，碑亭林立，北行入正门，即望见杏坛，过杏坛即是大成殿，孔子与孟子等人的塑像被安放在殿中。孔子像前已摆好了全羊、全牛、全猪三牲，其前供案上也已摆好了著名的周木鼎、周册卣等商周十供。殿外的古乐器也已陈列完毕，执事人员皆身穿紫花礼袍，头戴黑方巾帽，按部就班地做好了准备。早6时半，国府代表叶楚伧，行政院代表褚民谊、溥倜，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王用宾、林翔，监察院代表郑寿荃，内政部代表傅汝霖，教育部代表雷震等要员浩浩荡荡来到曲阜。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等人早已在衍圣公府大门口恭候，一番寒暄后，把叶楚伧等人迎入衍圣公府休息。7时，祭孔典礼正式开始。众人来到大成殿前分班肃立，第一行为主祭叶楚伧，第二行为各部院代表褚民谊及李树椿、何思源与奉祀官孔德成、曲阜县长孙永汉，陪祭人员列第三行，各界与祭人员列第四行，曲阜县党部及各机关人员共分六行。右旁为军乐队，左为与祭妇女，再前为古乐队，祭坛下为杏坛；左旁为孔氏族人及各界学生民众等5000多人，主祭叶楚伧首先向孔子塑像敬献花圈，然后由中央典礼局股长柴祖荫宣读祝文，继之以行三鞠躬礼，奏古乐。奏乐毕，再行一鞠躬礼，然后礼成，全体与祭人员合影留念。至此，国祭结束。接下来，孔氏家族及孔教会开始进行家祭礼，家祭礼又与国祭不同，完全按古制进行，行三跪九叩大礼，孔氏家族及孔教会皆读了祭文。11时又去孔林谒陵，礼成而返。在国祭时，叶楚伧等人的祝词说，“恭维先师，万事仪型，明德新民，知化穷神，折衷六艺，譬如北辰，天下为公，大同仰止，货力致用，不必为己，唯（惟）我国父，引喻此旨，心乎诸夏，左衽是惧，明愚强柔”。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汪精卫在会上做了提倡尊孔的演讲词，他说，国人对于孔子，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欲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至于其二，则恰与其一相反。其一是想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为孔子的学说有许多错误，造成了民族的罪恶，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为孔子的学说已经陈旧过时，不适于现代。这些议论，不但糊涂而且荒谬。我们试想一想，我们今日的所有文化和一切学术思想，哪一样不是导源于孔子呢？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年文化的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知识之父，孔子所提出的仁与礼是万古不易的。戴传贤也在会上谈了尊孔的意义，他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此伟大之纪念日，实中华民国国民永远不能忘记之民族文明复兴的纪念日。
1935年的祭孔大典，国民党中央委派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祭，奉祀官孔德成、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教育厅长何思源等陪祭。李、何二人于9月22日晚便由济南到达曲阜，着手准备23日早晨的预行演礼。韩复榘于2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晨5时由韩庄视察完灾区后，乘专车到达兖州，然后与平政委员会代表何其巩、山东省党部代表张竹溪等分乘汽车到达曲阜，曲阜县县长张其绪率各机关全体人员在孔府门前列队欢迎，韩下车后由孔德成陪同入府休息。晨7时整，祭孔大典开始举行。斯年的祭孔与上年不同的是，增加了孔子纪念歌，全体与祭人员齐声高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得气氛热烈了许多。典礼完毕后，韩复榘又驱车赴孔林谒陵，而后又到颜庙拜祭颜子，祭毕便由孔德成陪同到玄武庙等地探望灾民。家祭，孔德成也就没有参加，而由孔教会按古礼进行。同时全国各地也照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1936年的孔诞纪念大典仍由韩复榘主祭，参加者还有李树春、何思源及孔、曾、颜、孟各奉祀官，孔氏族人、孔教会会员及各界代表5000多人，仪式如前。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中央国民政府一起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孔子诞辰纪念，礼堂内外布置一新，并把孔子像挂在国父孙中山的遗像前。国民党中委丁惟汾、何应钦等700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丁惟汾在致辞中说，国府明令全国纪念孔子，是要大家发扬孔子道德学问，以为立国根本。同时，全国各地机关照样放假一天，又过了一个孔诞节。
1937年4月13日，国民党中政会议又通过了民族扫墓办法，规定黄帝、大禹、孔子、明太祖及孙中山的陵墓，每年清明节由中央派员举行祭奠。在谈到孔子时说，孔子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教育家之宗师，为民族文化之代表；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古代政教之大成；而其授徒讲学，阐明中国之伦理哲学及儒家政治学，至今仍为东方伦理思想之中心。后来之正统派教育家，无不以孔子为宗师，其纪念办法中央虽已特有规定，而于民族扫墓祭典中仍应特为列入，以纪念此民族文化之师。
南京国民政府在祀孔的同时，也对孔子陵庙进行了修缮。1934年9月27日，韩复榘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说：“现在道德沦丧，风俗日偷，非发扬孔教，实无以约束人心，非修复孔庙，实无以昭示诚敬。”（吕伟俊：《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于是，同年10月，南京政府组织“修复孔庙委员会”，以戴季陶为委员长，韩复榘为副委员长，着手对孔庙进行修复。为了筹集修理经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布了筹资办法。规定经费募集分摊派与募捐两种。摊派以一次为限，中央20万元，各省及直辖市，参照总理陵园各省市分担经费办法。募捐一是从全国学校学生毕业证书中附收捐款：大学及相等之学校每人1元，高级中学及相等之学校每人4角，初级中学及相等之学校每人2角，高级小学每人1角，初级小学每人5分，后因人反对而把高级小学及初级小学排除。其二是社会募集。另外，国民政府还给予孔子后裔及四配后裔以优渥，改衍圣公称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享受特任官待遇，至圣及四配后裔由国家培养至大学毕业，并于曲阜特设小学，优遇孔、颜、曾、孟后裔。
由于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孔教会又开始活跃起来，许多地方的孔教会又开始开展活动。1936年1月7日，中国孔教总会会长孔繁裕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请批准其新修章程的函。然后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委托山东省党部代往视察，山东省党部经过一番调查后，对孔教总会提出很多批评。但是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认为，在此国民政府明令祀孔之际，对待研究与发扬孔学团体之组织，不应该过于严格。于是，民众训练部与内政部、教育部协商制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组织“孔学总会”，设在曲阜，由民众训练部直接指导，内政、教育两部监督，然后呈请中常委讨论。1936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对孔教总会立案问题进行讨论，会议认为：
（1）孔教总会之名称应改为“孔学总会”或“孔道总会”以副名实。
（2）该会会员应限于中华民国之公民。
（3）该会由中央民众训练部直接指导，内政、教育两部直接监督。
（4）该会之组织，应限于总会及各县市分会之两级，若为便于承转，得于首都及省会地方设总会办事处。
（5）该会工作应注重孔子学说之研究，并将教务部改为研究部。
（6）该会章程第一条关于宗旨之规定，应于“昌明孔教”四字之后，增加“并协助文化事业之推进”一句，以资补充，并预防争夺学产之纠纷。
（7）根据前项决定而为该会章程之修正，或于前项决定有所变更时，为保持党政机关之密切联络，应由中央民众训练部于决定办法后先行资照内政、教育两部。
1937年2月4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批复孔教总会会长孔繁裕，孔教总会应改名为“孔学总会”，并应向山东省党部呈请备案。后来，孔教总会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更名为孔学总会。
蒋介石的复古尊孔活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引起了舆论界的尖锐批评。1934年2月，北平《晨报》载文指出：“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中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世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与吾人有同感矣。”胡适则把蒋介石导演的尊孔闹剧讥讽为“做戏无法，出个菩萨”，说他“这种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妇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是可怜可恕的，但在一个现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不可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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