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士风的形成

　　春秋时期，鲁国形成了尊正统、守礼仪的风气，其影响直至今日。
　　柳下惠名获，字禽，出身展氏，又称展禽。或云居住柳下，或云食邑于柳下，其谥号曰“惠”，故经传称柳下惠。据《列女传》载，柳下惠死，门人为他议谥。其妻曰：“夫子之谥宜为‘惠’乎！”门人一致赞同，遂谥曰“惠”。《庄子》、《国语》、《战国策》中又以其排行称为柳下季。展氏的始祖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公子展之子为夷伯，又称公孙夷伯。公子展之孙是无骇，鲁隐公时担任司空。柳下惠即无骇之子、公子展的曾孙。
　　无骇生前统帅鲁师灭掉极国，立下战功。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无骇卒，“公命以字，为展氏”。古代的姓，虽下及百世而不改，氏却要随着世系的繁衍而不断变动。鲁国姬姓，公族中就分出臧氏、展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东门氏等世代相传的大氏。孟孙氏又分出子服氏、南宫氏，叔孙氏分出叔仲氏。他们都是姬姓，但分属不同的氏。所以古代男有氏以别贵贱，女有姓以别婚姻。卿大夫有大功德，世享其禄，才能得到赐氏的殊荣。无骇率军为鲁国灭掉一个小国，功勋卓著，当然应获此殊荣。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雷“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匿（人所不知的丑事）焉。”从这段记载可看出，在展氏的前三代（公子展、夷伯、无骇），不仅政治地位显赫，而且还是誉满鲁国的道德世家，否则就不会如此推论了。
　　柳下惠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但政治上遭遇的多是坎坷和挫折。鲁僖公时，仅担任鲁国的士师，是个典掌刑狱的小官。尽管怀才不遇，却于平凡之中显示出洁身自好、贫贱不移的高贵品德。其中，有两件事被传诵至今。
　　一是柳下惠“三黜而不去”的故事。据《论语·微子》记载，柳下惠为士师，三次遭到贬黜。有人劝他离开鲁国到其它国家求官，柳下惠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意思是说，为官刚正不阿，到哪儿都会遭到排挤；如果阿谀奉承，在鲁国也能做大官。
　　二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据《荀子·大略》记载，“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说的是天色已晚，柳下惠被关在城门外，天气寒冷，有一女子冻得瑟瑟发抖，柳下惠解开自己的衣服将她裹在怀里，却没有任何邪念。由于他一贯作风正派，谁也不怀疑他有淫乱行为。“坐怀不乱”的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佳话，柳下惠甚至成为在男女关系上品格高尚、光明磊落的代名词。例如，《镜花缘》第三十八回，唐敖道：“据这光景，舅兄竟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了？”
　　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执掌鲁国国政的柱石之臣、季孙氏的始祖季友去世，臧文仲成为鲁国内政外交的决策人物。第二年，齐桓公死，齐国的霸业衰落，鲁国在臧文仲的决策下，乘机摆脱齐国的控制。鲁僖公二十五年，鲁国与卫、莒结盟于洮，次年又结盟于向。三国撇开齐国自行结盟，这无疑是对齐国的背叛。当年夏天，齐孝公大兴问罪之师，亲率大军向鲁国的北境逼近。臧文仲想出一个“文辞行贿”的办法，被鲁僖公采纳，但又想不出足以解危的辞令，遂向柳下惠请教。柳下惠反对臧文仲背叛齐国而导致侵伐的外交政策，指责说：“大国号令小国，小国服事大国，就是为了避免战乱，没听说能用文辞退敌。你身为小国而自大，激怒大国而惹起兵衅，用文辞何益？”“国家危急，百事皆可贿赂，愿以子之辞行贿于齐国。”臧文仲知道，柳下惠在国难当头决不会袖手旁观，敷衍了几句就溜走了。接着，鲁僖公命令鲁大夫展喜传命于柳下惠，以文辞退敌。
　　柳下惠思虑再三，想好了退敌的措辞，教给展喜，让他趁齐军未入境前去犒赏，这才有了用文辞说退压境的齐军的传奇经过。展喜与柳下惠同为展氏，从鲁僖公命令他传命于柳下惠来看，这时的柳下惠虽有很高的威望，却没有多大权力。
　　后来，有一种叫“爰居”的大海鸟停留在鲁国东门外三日不飞，臧文仲以为神，命国人祀“爰居”。柳下惠评论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为此，柳下惠以丰富而渊博的历史知识，陈述了一整套有关祭祀的典章制度：
　　圣王制定的祀典规定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弥大患则祀之。非此不在祀典之列。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周始祖弃继承柱的事业，故祀他俩为农业之神稷。共工氏之霸九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命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续三辰（日、月、星）以安民，尧明刑法以善民，舜勤民事而死于苍梧之野，鲧治理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和睦，冥勤于官职而死于水，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死于黑水之山，文王演周易而有文德，武王伐纣为民除恶。故有虞氏（舜后）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禹后）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柿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舜后，夏诸侯）能继承颛顼，有虞氏报（报德之祭）焉；杼（禹后少康之子）能兴夏道，夏后氏报焉；上甲微（契后）能奖率契的功业，商人报焉；高圉（稷后）、大王（文王祖父）能兴盛周业，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业于民者也。祭前哲令德之人，所以明信也；祭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祭地之五行，民所以生殖也；祭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他接着说：“今海鸟至，自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非仁者、智者之举矣！仁者讲功，智者明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海鸟栖此，是海里有灾难。鸟兽经常知道躲避灾难。”
　　从柳下惠叙述的祭祀典章来看，古代的祭祀对象除祖先外，都是在同大自然斗争中兴利除害、造福人类的人物。可见古代祭祀不光是巫术迷信，还表现了对那些征服险恶环境，开拓远古人类生活的伟大人物的肯定和崇敬。
　　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担任宗伯、掌管鲁国祭祀之礼的鲁大夫夏父弗忌准备祭祀时把鲁僖公放在闵公之前，向人们宣扬说：“我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尊崇圣贤（指鲁僖公），明也。”鲁闵公启方和鲁僖公申都是鲁庄公之子，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庆父作乱，杀公子斑拥立了闵公，又杀闵公欲自立而败亡，季友拥立了鲁僖公。所以弟弟鲁闵公在先，哥哥鲁僖公在后。夏父弗忌尊崇僖公，故要将鲁僖公跻于鲁闵公之前。对夏父弗忌的“逆祀”，掌管祭祀的其他官员极力反对，臧文仲却听之任之。柳下惠听说后指出，夏父弗忌“易神之班”不祥；僖公未有明德而跻之不祥，这是“犯鬼道二”。“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不祥，是“犯人道二”。最后预言，夏父弗忌必有灾殃。夏父弗忌死后安葬，果然被大火焚烧了棺椁，这当然是古人的附会。
　　柳下惠反对“祀爰居”和“逆祀”，固然显示了他在典章制度方面的渊博知识，但似乎都是以局外人批评时政的口气进行的，既不是当面进谏，也不像同僚们争论问题，且他的反对没产生任何效果。由此可见，柳下惠虽为鲁国大夫，却无权插手国政，展氏从他开始在政治上消沉下去。
　　到了孔子，开始为柳下惠鸣不平，把柳下惠与伯夷、叔齐并列，称他们是节行超逸的逸民。《论语·微子》称：“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在这里，孔子揭示出四种人格价值：第一种是不降不辱，傲然清高，坚决不同流合污；第二种是降志辱身，身处污泥而不染；第三种是古代隐士“隐居放言”的自由人格；第四种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柳下惠属于第二种人格典范。孟子认为，柳下惠是“圣之和者”。“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柳下惠，圣之和者也”。综合上述孔子的论述，柳下惠“圣之和者”的品格是：宽和敦厚，“降志辱身”而不“枉道”；“不卑小官”，不计名利；身处污泥而不染。孟子在强调柳下惠对人格塑造的教化和师范作用时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故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柳下惠作为鲁国公族，以高度完美的道德品格典范为人们所熟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