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全面记录展现北京人民生活场景的大型工具书《北京志·综合卷人民生活志》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这也是国内第一次独立编纂出版反映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地方志。
《北京志·综合卷人民生活志》全书共70万字，分为概述和4篇(家庭收支、吃穿用住行、教育文化医疗及家庭、生活保障和生活环境)，载有照片32页131幅。
概述有三部分，即综述，远古到1949年，1949年到1997年。概要地叙述了北京地区人民生活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叙述了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北京城乡居民的生活从贫困经历温饱、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的过程。
全书共列表251张，撰稿人员先后有20多人。志书1994年开始编目，1995年进入筹备工作，1996年初，编纂人员就开始志书资料的搜集工作。
编纂人员还先后向有关的45个单位征集相关的史料及志稿，书稿撰写经过了“试写、草稿和初稿”三个阶段，经过5次较大修改。志书完成，经历了13个年头。
“当年，住院也要交粮票，买肉专挑肥的拣，搬家出京带烟囱也要街道开证明……”《生活志》用古老的述说开讲北京老百姓的日子。
本报记者今天上午追访了几位市民，听他们再次讲述那些酸甜苦辣的日子。
吃
再不用揣着粮票出门
被访者:牛秀茹(62岁)
说起吃，牛秀茹对上世纪60年代记忆犹新。“那时粮票可绝对是宝贝，出门没粮票，寸步难行。”
住医院也要交粮票
“那时候粮票就好比钞票”。在单位食堂或饭铺吃饭要交粮票，买油条喝豆浆要交粮票，买糕点、豆腐要交粮票，小孩送托儿所同样要交粮票。“最逗的是病人住院，得带着粮票办手续；甚至串个亲戚吃顿饭，也得交粮票。”
抗饥饿创造“双蒸法”
自然灾害时，由于口粮偏紧，副食品定量又很低，营养水平下降，“浮肿病人多极了。”为了填饱肚子，当时还推广“双蒸法”。就是把米淘过后，先蒸一下，然后二次加水再蒸，“蒸出来的米粒膨大，比一般蒸法显得多。”
有的单位为给患浮肿病的职工增加营养，还培植出一种水生藻类，称“小球藻”，又称“人造肉”，凭医生证明严格发放。
买猪肉专挑“鹤顶红”
牛秀茹讲，60年代每个人一年才供应食用油两三公斤。
“肚子里没油水啊，没法子，猪肉得挑‘鹤顶红’的买。”所谓“鹤顶红”是指猪肉厚厚一层肥膘，仅上面薄薄一层瘦肉，回家炼成大油后储存起来，慢慢吃。“那在当时可就是美味了。”
《生活志》述说
从1953年11月，北京市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规定不同职业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8斤至16斤不等。同年12月，对大米、粗粮实施“划片定点、凭证购粮”。1955年12月，城镇居民按劳动轻重、年龄大小确定相应口粮标准。全市城镇居民粮食平均定量为每月14.21公斤。
1993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正式取消粮票和居民购粮本。它标志着经过40年的漫长历程，凭票供应商品正式退出历史。
标准粉、籼米被只有过去在节日才能吃到的富强粉和圆粒大米所代替，粗粮从主食退到了调剂和补充营养的地位。市场上供应的肉类大多由冷冻变成了当日屠宰的鲜肉。居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种“反季节”鲜菜，“加工菜”、“净菜”已成为居民的新宠。到2006年底，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购买食品的支出达4561元。
穿
从“蓝蚂蚁”到“花蝴蝶”
被访者:刘冬平(90岁)民国时人称“一裹穷”
“解放前的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一件衣裳不下身。清末民初，人们的衣着主要是长袍、旗袍和中山装，西装只有在上流社会中才常见。中山装也是夏用白色，冬用黑色，大学生是蓝布大褂。不少人冬夏只有一件衣服，尤其是贫苦家庭的妇女，一般则穿过膝的蓝布褂。“人们管这叫‘一裹穷’。”
纳鞋底白线织了衣裤
“三年自然灾害时最‘惨’，普通居民每人差不多1年只发给布票4.8市尺。家里的衣服是老大穿完老二穿，拼拼补补老三接着穿。”1962年，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售一批纳鞋底用的白线，不收布票，引起众人抢购，买回去把线拆开，织成线衣线裤，以替代毛衣毛裤。《生活志》述说
1961年一项对公交司售人员的调查显示:14路实查42人，衣服上有补丁的21人，共有补丁41块。23路一售票员一身衣服有补丁10块，可见当时穿衣之难。
“文革”期间，北京的服装形成了“远看一大片、近看灰黑蓝”的“老三色”，“国防绿”、“海军蓝”成为居民追求的色彩。
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开始向个性化、成衣化和高档化发展。这一时期外国的名牌服装也逐步进入北京市场。1997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达760.68元，比1978年的50.4元增加了14倍。2006年底北京人穿衣上的支出已达1442元。
意大利《全景》杂志评论:以前人们把中国人叫“蓝蚂蚁”，现在他们已变成了“花蝴蝶”。
用
告别老四大件、新三大件
被访者:王英(73岁)摆放大镜扩大电视画面
“‘文革’后期，电扇、黑白电视、照相机有的家庭就有了。不过一得有钱，二要有路子。”王英清楚记得是1979年买的第一台电视北京产9英寸黑白电视。“那可花了我半年工资呢。”为扩大画面，他在电视机荧光屏前摆上放大镜当时几乎家家这么做。电视摆在院子里，街坊邻居，老老少少拿着小板凳，秩序井然地围上一圈观看，几乎成了“小电影院”。
带烟囱出京要开证明
1971年北京市规定，城乡居民买烟囱，一律凭购货本，每户每年限购5节。由于生产烟囱的薄钢板供应紧张，不得不规定炉子和烟囱一律不得供应外地。“甚至搬家离京或下放去外地，带着炉子和烟囱走，要有机关单位或者街道居委会的证明，才能办托运手续。”《生活志》述说
北平解放后，普通家庭向往的日用品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号称“三转一响”，又叫“老四大件”。当时一只单一功能的机械表，要50至150元，相当于普通职工3个月的工资。
1978年，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黑白电视仅19.2台。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新三大件”的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开始进入家庭。
1991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有录像机28.4台，高级音响8.2套。一些小型方便的家用电器，如热水器、吸尘器、加湿器、游戏机成为家庭新宠。
进入20世纪末，传统的老四件、新三件在家庭中已饱和。无氟冰箱、摄像机和家用电脑等成为家庭消费的热点。到2006年底，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购买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已达977元。(记者龙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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